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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岁的基辛格又出新书来看他眼中的世界秩序

发布时间:2020-06-29 16:48:13 阅读: 来源:中开泵厂家

人们将91岁的基辛格出版的这本书视作一本合集,是他关于历史、国家策略、治国之道的合集。书中基辛格认为历史上世界秩序应该是分成了四类。

欧洲:查理曼帝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(虎嗅注:查理曼被后世尊称为“欧洲之父”,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让法国,荷兰和瑞典这三大欧洲新霸主的崛起,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状态的格局),欧洲一面挣扎着在世界性的事务间作平衡,从欧洲内部到全球。

伊斯兰国家:这些伊斯兰国家要注定要向他们眼中那些异教徒聚集地扩张。

中国:大约持续2000多年,中国一直过着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,接受着许多周边国家的进贡。

美国:一直将自己视为“山巅之城”,将自己的价值观视为普世的价值观。

这四类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化的,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各自的历史?当不同的世界秩序相遇时,发生了什么?不同时期,他们如何平衡正义与权力?这四类秩序在当今世界现状如何,他们将如何塑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?

为了回答这些问题,基辛格几乎是穷尽一生来进行调研,了解历史,当然其中也应用着他常人无法比及的政治阅历。当你不断了解历史,你就会观察到历史性变革是如何发生的,一些伟人如何塑造出他的时代,有些人却偏离原来的想法,以至最后的失败,这是基辛格对历史的了解,也是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,也就是下文所说的“世界历史是特定民族的性格与经历所塑造的文化、历史产物。”

由于此书还没有在国内有翻译本,下文内容来自来自观察者网,由朱新伟译,所有节选。原文为2014年9月5日原刊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网站,标题:Book Review: 'World Order' by Henry Kissinger——The idea that history is tragic does not come naturally to Americans

----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书评----

基辛格今年91岁高龄。他居然又写了一本书,书名还是“世界秩序”这种大话题,这本身已经足够令人震惊。

《世界秩序》的独特之处不是其观点本身——读过基辛格著作的人应该不会陌生——而是作者为概念所提供的自然历史叙述。他提出,世界历史既不是铁板一块,也不是政客可以随意捏造的物品,而是特定民族的性格与经历所塑造的文化、历史产物。17世纪欧洲创造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对残暴的30年宗教战争(1618-1648)的回应。

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欧洲

在基辛格看来,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是普通的国际关系体系,而是最符合伦理、理智甚至美学的体系。该体系起源于法国的黎塞留(1585-1642),他提出的“国家理由”原则是,“国家是具有自足性的抽象、永久实体”。17世纪中期的宗教战争耗尽了各方实力。1640年代中期,外交家云集如今位于德国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,并达成一致,各国不再互相灌输本国的宗教信仰。“威斯特伐利亚的理念是以综合体为思考起点。”基辛格写道,它将“诸种社会”融入“对于秩序的共同追求”。

基辛格将现代历史描述为维护这种世俗主义/不可知论的秩序的过程。法国大革命(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)试图在欧洲推行共和主义,而德意志诸王在30年战争期间向天主教邻国灌输新教。俄国的东正教和专制统治也威胁着欧洲体系。然后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实行扩张主义,破坏了欧洲心脏地带的微妙平衡。

基辛格笔下的暴徒是拿破仑、俾斯麦等统一派;英雄则是灵活操纵国际平衡的政治家们,例如塔列朗(法国外交大臣)、梅特涅(奥地利外交大臣)。基辛格的中欧人灵魂具有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外交手腕,在他手中,国际关系如同流水或爵士乐一般。他写道,大国实力的平衡术“必须达到可能性的极致,实现本国社会历史经验与政治理想的结合。因循守旧行不通,冒险精神不可少。”基辛格极力强调,大国平衡外交不是因为蔑视道德原则,而是出于深刻的道德律令:要避免各个国家因为民族利益或抽象原则的冲突而互相残杀。

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是欧洲的外交准则;中国、波斯、俄罗斯、奥斯曼帝国各有其独特而丰富的“秩序”理念,当然美国也是如此。基辛格分别叙述了各国的历史形态,然后再论述其当代形态。基辛格提出,霍梅尼在波斯帝国的深厚文明基础之上嫁接了一种伊斯兰世界观,将国家视为信仰者超验理念的障碍。如今的伊朗之所以是世界秩序的威胁,是因为她既继承了帝国遗产,又有着革命心态。按照威斯特伐利亚理论,伊斯兰世界似乎刚刚到达30年宗教战争的阶段,很难推行互不干涉原则。

威而逊主义与美国

威胁黎塞留理念的诸种普世教条之中,危害性最大的是美国。“新大陆”对其信仰者们颇具诱惑力:基辛格恰如其分地指出,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“神圣理念永远无法完全统治欧洲大陆,而美国提供了一块处女地。”美国在一战中踏上世界舞台,用全球民主化的解放性理念代替了原来的大国平衡政治。威尔逊相信,是后者导致欧洲陷入战争循环而无法自拔。

基辛格在《大外交》(1994年)一书中认为,威尔逊之后的美国总统都是威尔逊主义者;领导人如若停止弹奏美妙乐章,美国老百姓就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大陆堡垒、满世界赴汤蹈火。基辛格同时指出,威尔逊总是充满幻想,天真地以为只要大家协同一致,这个世界就会变好。其继任者无一不在鼓吹这种幻想。

基辛格写道:“威尔逊主义的悲剧是,它导致美国这个左右20世纪走向的大国,遵循着毫无历史感或地缘政治思维的、高贵的外交政策。”他提出,美国人把外交政策看作是对正义的神圣追求,而不是对“实际利益的永恒诉求”。美国人很难理解历史的悲剧性。

不过,基辛格盛赞最大胆的威尔逊主义者:乔治·W.布什。他提出,小布什在伊拉克的“目标和抱负”“为他的国家增添荣耀,虽然美国政治生态无法接受他的某些想法”。小布什总统及其顾问们都是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者,直到2001年9月11日发生转变。恐怖袭击推翻了他们的想法: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可知论已经消亡。美国极易遭受来自失败国家和独裁国家意识形态所孕育的攻击,因此,正如小布什在其连任讲话中所说,“我们国家的自由,越来越维系于其他地方的自由。”也就是说,互不干涉原则不仅在道德上说不过去,在战略上也承受不起打击。

小布什说中了吗?还是说,推行世界自由民主是威尔逊主义的幻想,与美国国家利益不完全一致?基辛格在《世界秩序》一书中没有轻易断言。但在2001年出版的《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?》中,他简要谈及了推广民主运动与人道主义干涉。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黯淡结局,以及“伊斯兰国”军队的恐怖崛起,可没有留给中东事务外交家们好脸色看。

美国如今不但面临俄罗斯等传统大国威胁,而且还有基地组织与“伊斯兰国”等非国家形态的威胁,也许,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是明日黄花。不过,鉴于世界事务如此棘手,“实际利益的永恒诉求”这种外交理念不啻为一种启发。国务卿克里从一场危机奔向另一场危机,马不停蹄地追逐那遥不可及的理念,何不停下脚步,倾听箴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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